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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>外话,由于电视剧的影响,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,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,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,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禛。亲生儿子尚且如此,何况别人呢?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。另外,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。
  新上任的杨国忠,更多或者说根本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。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,《新唐书》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“张易之之出也”,意为杨国忠本是张易之的儿子;而通鉴上则写是“张易之之甥也”。总之,杨国忠和武则天的那位有名的男宠是肯定有关系。在这个问题上,司马光在《通鉴考异》上写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,因此不取。
  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,杨国忠为人更“和蔼可亲”一些,他虽则轻燥强辩,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,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,不在他之下。这也情有可原,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。因此自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,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“出”之的劲头,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。无疑对唐朝来说,玄宗这次任用宰相,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。
  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,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,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。只可惜,这两人一个是宗室“皇叔”,一个是外戚国舅,可是合他二人之力,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;若是单独作战,就拿手段比李林甫差许多的杨国忠来说,要办成这件事,真正是格外的没戏。
  不错,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。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,结果韦氏全家遭殃,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——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,反正保住自身要紧,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。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。从事件本身来说,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,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,收获可谓不小,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,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;而从效果上来说,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,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,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,因此更有效一些。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,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,玄宗大怒,差点杀了王忠嗣,可想而知,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。人算不如天算,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、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,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(只是被贬而已,相对而言,就算不错了),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。“怎么会是这样……”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。虽然他还不知道“无用功”的概念,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,实在让人恼火,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动李亨,那以后如何得了,自己又从何下手呢? 结果,至李皇叔死,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太子的麻烦了。至于杨国忠,更是无用——无上的没用,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,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,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。这一点,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,她也有妒嫉心,但那是对后宫其它妃嫔宫女而言,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,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,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。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“铁腕人物”,武惠妃。要知道,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,以及他另两个儿子,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担莺χ滤馈V皇呛罄次浠蒎赖奶纾盍指ψプ〉恼飧静莨绲目菟懒耍裨蛩嵌嗽谝黄鸫畹担κ呛艽蟮模詈喽喟胍簿臀O樟恕!?br />
  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?杨国忠是外戚,一旦太子即位,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,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。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,那意思就不一样了,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,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,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,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——不过就历史经验来说,他若真这么想也不对,因为许多外戚,尤其是权重的外戚都没有好的下场。即使如此,杨国忠也总不能反去帮助仇家,怎么也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,可惜的是,直至最后他都没个可以依靠的外甥。而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,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,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,站错了队伍,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。
  其实李皇叔多虑了,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那个时候,主要是他也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。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,李林甫临终时不知有没有后悔——“早知道是这样子,当初何必得罪太子……”也许他当时已经想不起来这个问题了,但不管怎么说,李皇叔死的早真是一件幸事。怎么是幸事呢?不用多说,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,就可以知道,李林甫死的是时候。
  第二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
  一、安禄山
  水是生命之源,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。因此,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,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,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,长江、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。
  汉朝时,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,被迫从河西昭武(今甘肃临泽昭武附近)西迁,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(Sogdiana),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,形成了九大城邦,即康、安、曹、石、米、何、史、穆、毕九国。进入中原之后,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。而西文则称为“粟特”(Sogdians)。
  粟特人信奉祆教,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,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,都会有一个祆庙。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,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,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。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,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,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这里插一句,祆教的“祆”字,很容易搞混,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,祆、袄、祆。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,音ao,第三个字则是祆,音yao,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。祆教也称拜火教,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“明教”来,事实上明教就是摩尼教,尊明尊,尚光明,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源于祆教。
  安禄山,“营州柳城胡也”,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。安禄山本来姓康,后来随继父姓安,都是“九姓胡”。史载,安禄山的母亲“祷子于轧荦山”,后来“以神所命,遂字轧荦山”。后来改叫禄山。
  荣新江先生在《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》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“宗教领袖”地位,纪录片《考古中国》中“发现虞弘墓”一篇就是采用的这个观点。他认为,安禄山的名字“禄山”无疑与轧荦山即“光明之神”有关,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,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,故而具有很大的号召力。我很信服这种说法,因此就不多加论述了,总之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助了安禄山一臂之力。
  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,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。而且,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长,“晚益肥”。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。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,一是杨贵妃,一是安禄山。杨贵妃跳舞的话那肯定是美不胜收,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,在旁人看来能够起舞已经是十分了得,可又有谁想得到,人家舞技是很精湛的呢,居然能旋转如风——不过想想也有道理,他的质量大,转动惯量就大,因此肥胖倒成了他旋转的有利条件,不过前提是,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转晕,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。想来安禄山那么肥胖,又年事已高,高血压大概是逃不掉的……关于这方面我们也不必太多替他担心,反正他是否一头栽倒在舞台上不关我们的事。
  大家都知道《三国演义》里吕布被人蔑称为“三姓家奴”,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,还认了两个干爹。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,得说是“四姓家奴”了,除了自己的亲爹,还有个继父,后来张守珪认他做养子,再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——那皇帝自然也算是父了。
  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,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,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、夸他的话,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,所以在他的努力下,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,而文士用的就少了。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,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,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“野无遗贤”。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“入吾彀中矣”,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,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,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。
  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,实在惊人,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。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,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,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,因为对于皇帝、权臣来说,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,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、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。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,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,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。比如,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,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,还问太子是什么官,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。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,于是向皇帝一拜,说:“我只知有皇帝,不知有太子。”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,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,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。只要皇帝不迟钝,就一定会感动。
  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。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,数次征讨奚、契丹等族,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,算是个战争罪犯,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,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,就像崔希逸那样,不是已失信于吐蕃,但回来后不久崔大人便郁郁而终了。然而,更多的时候,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,风气如此,也不必苛责那群为大唐尽忠尽职去拼杀的将军们——不过我倒是很欣赏这种主动的攻势,我们中国历朝历代更多的时候是安分守己的,偶尔这样打一打不禁使人热血沸腾。除了开边,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“好事”。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,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——曳白。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。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。还有一次,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,于是玄宗下命为这些人建庙,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。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,只不过是这么说说而已,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,就拿李靖来说,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,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,李靖只怕真会挨饿。无论目的如何,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。
  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,封他为东平郡王,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。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,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,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;玄宗时期设节度使,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。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,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,而且为人还不坏;而封安禄山为郡王,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,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,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。
  安禄山潜有异志,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,那时还是天宝六载(公元747年),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,也是他“反迹”不明显之时,当然玄宗听不进去。
  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?当然有。天宝十载(公元751年),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,这或许就是个信号,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?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,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。玄宗倒是有求必应,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,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。
  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,首先,随着势力的增加,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,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,同时还有若干兼职。职权方面暂且不提,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,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,加之不久之前朝廷在南诏的兵败,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,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。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,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,毕竟玄宗年事已高,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。另外,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反叛。反正有了实力,野心不想有都不行。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,他的计划是,在玄宗死后夺权。
  如果分析一下的话,一旦玄宗驾崩,太子即位,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,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,其任务至少是监视。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,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,为求自保,也只有起兵自卫。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,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。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,等敌人先下手,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。然而时势不同,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,一旦敌人先发制人,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。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,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,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。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,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,而是在外,“申生在内而亡,重耳在外而安”,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;二是他的实力强于朝廷,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。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,则有些麻烦,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,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,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,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,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。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,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?不好说,或许有一点,也只是一点而已,从后面的表现来看,还是很决绝的。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,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。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,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“人道”的饿死,又或者囚禁。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;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“仁”,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,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至于太子等人,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。
  然而,我们知道,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
  二、激变
  天宝十一载(公元752年),十一月,李林甫去世。
  临终前,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:“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,后事就拜托你了。”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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